经济责任制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正> 近半年来,经济责任制在工交财贸系统中推广得很快。它大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克服了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整顿,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改善和技术设备的革新改造,取得了增产增收的显著效果,为调整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某些企业单纯追求利润和职工一味追求奖金,不愿生产经营价低、利小、社会需要

在前进中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正> 生产责任制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手工工具、人力操作和畜力耕作为主,劳动分工协作的范围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产品的商品率不高,其中主要产品的粮食的商品率,大约只占15％左右;油料的商品率为50％左右。农民的生产资料,种籽、饲料、有机肥料和一部分耕畜等,也是自己生产的。因此,我国农业实际上仍处于半自给状态。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

<正>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不仅指明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有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重申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这一重要原则。

试论专业化协作

<正> 专业化协作是随着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对劳动组织不断加深认识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专业化协作就越来越重要,无论是设计最佳生产规模还是要求提高产质量,都离不开专业化协作。

上海市企业内部奖金分配问题的探讨

<正> 一 我国正在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内部各级(厂部、科室、车间、班组)以至个人之间建立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责任制的体系。就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而言,虽然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一个按劳分配问题,但是,按劳分配确实是经济责任制的一个核心问题。

上海工业发展与市场的关系

<正> 上海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和贸易港口。长时期来,上海工业承担着供应国外、内地和本市三个市场的任务。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工业如何处理好上述三个市场的关系,不但关系到上海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也关系到上海工业发展的方向。这是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不可分割

<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他讲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问题时,前面并没有提到“各尽所能”。是斯大林开始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联在一起的。他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公式。”斯大林科学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

非典型的“按劳分配”

<正>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是以发达的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它赖以存在的客观经济条件和特点:第一,这种“按劳分配”是以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为基础的。第二,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第三,货币已不存在了,“按劳分配”的方法是通过“劳动证书”来进行的。第四,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而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按照恩格斯关于逻辑研究方式的说法,这种“按劳分配”,就是一种“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按劳分配”,或者说,是完全的“按劳分配”。

在抑商政策下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正> 司马迁的一生主要处在汉代文景之治以后、武帝当政时期。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国营,酒类专卖,对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等抑商措施,使商业(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遏。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的经济统制政策,在理论上与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展开了斗争。

龚自珍向日本商船访求佚书的一封信

<正> 龚自珍曾经写过一封向日本学者访求佚书的信,收录在他自刻的《定庵文集补编》中,题名为《与日本商舶求佚书书》。这封信不但是他一生好学嗜书的见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页珍贵的历史文献。 信在开头说:“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论语疏》至;迩者,《佚存丛书》至,所著《七经、孟子考文》亦至。海东礼乐之邦,文献彬蔚,天朝上自文渊著录,下逮魁儒硕生,无不欢喜。翘首东望,见云物之鲜新。”

肯定先进性与承认局限性并不冲突——也谈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问题

<正> 曹仲彬同志的《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一文(《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自然是十分正确的。但曹文却因此而批评“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的说法“站不住脚”,就没有道理了。我认为充分肯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并不冲突。

人的价值是什么

<正> 重视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 人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资产阶级的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8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劳动是人的共同本质。“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价值就在于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凡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肯定的评价。但是,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都不是这样。它们都把人(劳动者)不当人。奴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看中国

<正>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而非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颇为流行的误解。基于这种误解,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它是否合理与值得坚持也值得怀疑。这些同志只看到一种设想,忽视另一种设想。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学习导师的著作,特别学习导师的从实际出发的榜样,则可有极大的启发。 列宁曾讲过,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描绘时,并没有“经院式”的“臆造和虚构种种

“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论辩——与张绍煜同志商榷

<正> 张绍煜同志在《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一文(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中,对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有不少论点值得商榷。本文仅就其中某些论点谈点浅见。

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的三次热潮

<正> 在我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有过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一次比一次广泛、深入,也更有成效。 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九○三年十月出版的《浙江潮》第八期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作为建立中国新社会之主义。一九○五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时革命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曾自称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加入第二国际,他们深信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甚至可能比欧洲更早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矛盾转化在对立统一中的地位

<正> 矛盾转化在对立统一中的地位,是一个曾经被曲解的问题。因此,探讨和弄清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都不包括矛盾转化本身的内容 客观事物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对立、排斥和联系、同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

孔子教育思想评介

<正> 一、孔子办学的目的 教育离不开政治目的,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他的办学的目的,究竟为奴隶主复辟服务,还是为新兴的封建制度服务。这个问题值得再讨论。在“文革”前,范文澜主编的1964年再版《中国通史》,肯定“孔子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他对孔子的评价是相当高的。1965年出版的郭沫若著《中国史稿》中说:“孔子所说的‘仁’,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对人的重视。但他却并不反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阶级社会秩序。他是以封建秩序来反对奴隶制度而已。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便被封建统治者改造利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上面引用的两段话,说明在‘文革’前,中国近代对古代历史

墨子宣传思想简论

<正>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显学。《淮南子·泰族训》评论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化”者,教化也,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宣传教育。所谓“化之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子是位具有异常感染力的宣传活动家,不然,他的弟子怎么可能教诲成有如此坚定信念和崇高精神的人呢?两千年来一直流传着他劝阻鲁阳文君攻郑以及拆服公输般而阻止楚国侵略宋国的故事。他的见义勇为的行动和宣传教育的效果曾博取历代人民的尊敬。现就其宣传思想作一简论。

为陈毅同志一辩

<正> 《解放日报》十月二十二日刊载《评〈文艺的“无为而治”〉》一文,批评到陈毅同志。一是推理王若望同志“想告诉人们”“建国以来提倡文艺无为而治的始作俑者是陈毅同志”。二是用作者自己的

文明教子

<正> 近来我们提倡“五讲四美”、精神文明,阳光普照?春意盎然,繁花似锦,万民称颂。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莫过于将棍子封存于库。这和死刑废除砍头相似。党和国家已作出样子,为家长者亦应效法。

浅论连续犯

<正> 在刑法理论上,所谓连续犯,一般是指为了达到一个犯罪目的,多次实施同种类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性质的罪名而言。对此,历来学者见解很多。本文试就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连续犯的主观要件。一般是指数次犯罪行为必须基于同一的犯意。也即数次犯罪行为,必须以犯意之连续,为其成立要件。如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起自各个不同的犯意,就是数罪。所谓同一的犯意,作狭义解释者认为,甲某偷乙家的衣物,隔数日,又偷了丙家的一台电视机。偷衣物和电视机,是两个独立构成犯罪的行为,起于两个不同的犯意,应作二罪。作广义解释者主张,对同一犯意,应作概括性的理解,也叫概括的犯意。一个盗窃犯,不问其盗窃次数多少,均基于不劳而获的思想所指导,要把别人的财物,秘密地窃为己有。

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

<正> 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方法过去不外是通过仲裁或寻求司法救济两种途径。近年以来,在我国的倡议下,着重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商事的争议,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界人士的重视和欣赏,已逐渐形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又一新途径。仲裁与调解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各有其特点,不能混为一谈。

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

<正>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1年九月在西安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秦汉时代的阶级关系和秦汉时代封建专制主义特点及其影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秦汉社会的性质,即秦汉时代存在大量奴隶,秦汉是否奴隶社会?与会者多数是秦汉封建论者,但也有学者就秦汉的奴隶问题、秦汉的阶级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区分刑讯逼供与非法拘禁

<正> 刑讯逼供与非法拘禁,这是两个不相同的法律概念和犯罪行为。 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毒打、捆吊及其肉体折磨的方法,逼取人犯口供的行为。

瞿秋白与蒋光慈的友谊

<正> 在蒋光慈短促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对他的帮助教育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光慈生命的火花,有秋白撞击的作用力。光慈的几部主要著作,都倾注了秋白的殷红心血。 1921年,蒋光慈投向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秋白当时是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从百忙中挤出时间,给中国班的四十多位同学补上俄语课,兼任理论课的翻译。按照能者为师的传统概念,秋白是光慈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回忆在“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

<正> 一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曾编过两种期刊和两种副刊:期刊是《学生生活》半月刊和《生活与实践丛刊》,副刊是《堡垒》和《集纳》。 《学生生活》半月刊的出版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主办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由《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人黄幼雄负责发行事务,我仅负责编辑工作。为这个刊物写稿和作画的,有叶夫、吴景崧、陈琪等。因刊物再也找不到,很难记叙当时的细节。《集纳》是《中美日报》的副刊。我接编后改为纯文艺性质,主要写稿的有横恒(女)、钱今昔、过客(蒋星煜)、徐翊(徐开垒)、钟子芒、马博良、谢紫灵、黄琦等。从1941年10月1日到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孤岛”为止,前后仅编两个多月,时间十分短促。

试论唐代中日往来文

<正> 唐代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东邻日本最为频繁。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在唐诗和唐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反映唐人与日人来往的文章有三十多篇。此外反映我国当时东北少数民族靺鞨人(满族祖先)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与日本来往的文章有六十多篇,共百篇左右。这些文章概括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文化交流情况,渗透着深厚的中日友谊。

从《中图法》探讨图书分类理论——以“从个别到一般”取代“从一般到个别”

<正> 图书分类法有显明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否定地主阶级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社会主义社会,理应否定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树立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这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的任务。 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许多同志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编成的,有历史贡献;但是我以为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图书分类法转化为无产阶级图书分类法的历史任务,没有达到编者规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统一”的目标。 我们希望经过学术讨论,弄清无产阶级图书分类的理论,进而编成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无产阶级的中国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

读者、作者、编者

<正> 罗义俊同志《为新版〈中国通史〉一条史料订误》(《社会科学》1979年第三期)认为,尽除全国田税的仅汉文帝十三年一年。涌泉同志在《汉文帝免收田税十二年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提出异议,确认:“汉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罗义俊不同意涌泉的看法。

《社会科学》第一期——十六期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