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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6期 No.538 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839K] [CNKI下载次数：127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61 ] - 杨立华;
张载哲学超越了感性经验（闻见之知）的局限，确证了不可见、不可感的太虚之实在性，从而与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形成对比。张载通过系统自然哲学的建构，对天文、气象等现象进行理性解释，既承认闻见之知的客观性，又揭示其被动性与有限性。他强调“穷理尽心”的思辨路径，以“幽明之故”为逻辑枢纽，从可见世界的变化之“几”推证不可见之太虚的存在，进而贯通虚气循环的本体论框架。与康德不同，张载未陷入不可知论，因其哲学始终立足于存有的整体境域，以“一物两体”的动态宇宙观消解主客对立，并通过“天德良知”将认知导向道德实践。张载哲学通过自然理性与心灵主动性的结合，既回应了佛教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又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了形上基础，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25年06期 No.538 5-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5K] [CNKI下载次数：8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4 ] - 黄敏;
蒯因对分析性的批评是导致分析哲学从哲学的独立地位退化到自然主义立场的主要诱因。事实上，分析性以及相应的意义概念遭到质疑，对于辩护概念来说是灾难性的，这让分析哲学最初得以建立的认识论动机无以为继，从而导致应然意义上的分析哲学面临危机。鲍西安提出的认识论分析性概念是回应这一危机的重要尝试，然而鲍西安对分析性和意义的事实主义理解存在缺陷。而提出一种维特根斯坦式分析性的概念，则不仅能够消解蒯因的批评，而且可以导向一种关于辩护的新解释。
2025年06期 No.538 1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1K] [CNKI下载次数：3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5 ] - 马庆;
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是在批评规则伦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美德伦理学所受到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它缺乏对行动的指导，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伦理学的应用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当代美德伦理学者引入了规则。由于美德伦理学认为规则只关乎行动，而无法考察美德，所以他们又对规则加以种种限制和改造，或者寻求一些新的美德规则，或者强调在规则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但美德伦理学对规则的批评、限制和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规则的误解。规则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人们可以据此行动，由此辨明所处的道德情境，更在于规则的用法是让人们理解道德。
2025年06期 No.538 24-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37K] [CNKI下载次数：69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9 ] - 李长银;
在中国诸子学史上，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革命性创说。1917年4月，胡适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的最后一程，专门用中文写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希望在归国之初能够“就正海内名宿”章太炎。从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来看，胡适一方面从康有为的晚清今文家言中汲取相应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接受克雷登、梯利、文德尔班等哲学家提倡的西方哲学史观，从而建立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论提出之后，在当时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其深层学术与现实价值在于不仅打破了汉代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为澄清诸子学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前提性条件，还破除了束缚诸子的王官与经学枷锁，重新估定了诸子之学“应时而兴”的思想价值与“沟通中西文化”的现实价值。
2025年06期 No.538 34-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7K] [CNKI下载次数：38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3 ] - 杨起予;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恽代英曾被称为革命圣人，其高尚的品性、出众的才干和自苦利人的精神备受同辈的赞誉和后辈的景仰。作为一个早年接受儒学熏陶，而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人，其自成一体的品格和精神又是在个人经历的心路历程中形成的。受儒学合群意识的影响，恽代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怀抱群体意识而疏离个人主义，又在五四前后亲近“互助论”，之后经历了工读互助实践的失败和反思，切知无政府主义的空泛性，并由此更进一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的这一思想演变过程，既实现了从儒学的群体意识到“解放一切文明人民”意识的升华，又实现了从君子人格到共产党人革命人格的升华。
2025年06期 No.538 49-56+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3K] [CNKI下载次数：53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1 ] - 文学武;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比较复杂且充满矛盾，他对唯美主义的态度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早年梁实秋对唯美主义表达出推崇膜拜的心理，用激情守护艺术独立的殿堂，赋予诗歌纯粹美的形态，抵抗着诗坛各种功利主义的侵蚀，成为维护新诗艺术形态的少数清醒的批评家之一。但在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转而对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火力全开，批评唯美主义否定文学伦理道德因素、片面追求美的做法，同时也批评了唯美主义所采用的否定评判标准、推崇自我感觉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从此梁实秋眼中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一样也成为颓废的文学潮流。梁实秋的这种批评，一方面对于亦步亦趋追随西方文学的认知模式起到纠偏和反思的作用，但同时也窒息了他作为批评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造成了现代意识的匮乏和审美盲区。梳理梁实秋与唯美主义的复杂关系，对于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误区、还原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原貌、促进中西文明的互鉴互通有着积极的作用。
2025年06期 No.538 57-64+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1K] [CNKI下载次数：24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3 ] - 谭逸辰;
电影新浪潮是战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以大岛渚为代表的文化运动，深入参与了战后日本主体性的重建历程。他们通过挖掘鲁迅式“抵抗绝望”的主体性思想资源，探索出了一种更为内在且持久的批判与抵抗姿态，并借助电影、文学等文化形式，在虚妄与绝望之中持续推进现代主体性的重建。鲁迅对大岛渚及其电影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竹内鲁迅论”对大岛渚理解鲁迅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岛渚的“主体性”理论也是在对鲁迅“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辨析中形成的，旨在抛开“现代主义”的“颓废”而强调其“抵抗”，故“抵抗绝望”是鲁迅与大岛渚之间最深刻的思想联结。
2025年06期 No.538 65-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1K] [CNKI下载次数：25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1 ] - 林红;
意识形态运动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是现代国家研究的重大议题。意识形态形成于社会性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国家建构奠定观念基础并造就国家的基本形态，但是制度—功能取向的西方主流范式对国家如何建构其意识形态基础并未予以足够重视。特拉西最早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门以观念研究为核心的“观念科学”，自此意识形态的可争议性、超验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当意识形态完成从自在状态向社会化、政治化阶段的演进，并最终成长为国家意识形态时，遂开始为国家提供观念力量，发挥动员、凝聚与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构建了国家的德性形象，将社会与国家相连接，并将情感力量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动力，对现代国家具有奠基性意义。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观念动力，在中西文明形态演进的比较中审视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也可以看到不同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文明的不同塑造。
2025年06期 No.538 74-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1K] [CNKI下载次数：20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2 ] - 汪仕凯;
当代中国的国家类型是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性关系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现代国家政权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则是这种有机统一的国家形态。具体而言，在制度形式上，现代大一统国家是汲取民族国家包含的现代国家制度的一般内容，但又和民族国家存在显著制度差异的现代国家；在政权形态上，现代大一统国家是完整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并且在人民的基础上同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的现代国家；在构权制度上，现代大一统国家是实行以政治中央集权为实质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国家；在行权体制上，现代大一统国家则是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成果，它是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
2025年06期 No.538 89-100+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0K] [CNKI下载次数：12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1 ] - 沈桂龙;余海燕;张晓娣;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全球化奠定技术基础和动力。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技术扩散“拐点”效应的新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经历从全球化推手到逆全球化策源地的角色嬗变，这一转向的本质原因是技术创新边际大幅减弱与发达国家创新动能衰减。解决世界经济全球化结构下长期经济失衡问题的出路在于出现新一轮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进步。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创新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拐点效应”，在技术创新扩散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现象；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调节着技术创新对全球化的倒“U”型影响；最后，技术创新促进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和阻碍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在发达国家都更大。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全球化和创新的好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应性的政策框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并确保国家在快速演变的全球格局中保持竞争力。
2025年06期 No.538 101-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5K] [CNKI下载次数：63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7 ] - 杨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治理模式已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在此过程中，县域治理任务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并行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有效，但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一些挑战；县域治理体系中的条块关系从权力分散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党委和政府的统筹能力得到了提升，职能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对等逐渐转变为支配与依赖；县乡治理的体制机制也经历了从简约治理到“责权利”不匹配，再到治理重心下移的演变；基层工作方式从问题导向转变为任务导向，很多乡镇忙于应对上级的任务，而可能脱离与群众的一线联系；基层工作形态逐渐从治理主导转向创新引领，创新被县乡政府和部门视作展现政绩的手段，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形式主义、虚假创新等问题。未来县域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条块关系，加强县级统筹能力，减少考核事项，防止多中心工作机制变成责任转嫁工具，还要推动基层治理回归到简约高效，提高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2025年06期 No.538 115-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4K] [CNKI下载次数：192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5 ] - 黄晨熹;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同根同源而生，既有学科共性，但又出现专业分野，既存在现实中的“相爱相杀”，又被期待能理想地融合共生。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彰显国家对新时代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使命，进一步强化两者关系学术论证和逻辑澄清的必要性。今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立足国情社情，遵循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通过实务桥接、教育整合和体制融合三方面，实现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融合共生的新治理格局，推动形成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2025年06期 No.538 129-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1K] [CNKI下载次数：183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3 ] - 唐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在现代权利理论下，环境权无法作为法律概念进入法律规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环境权的规范表达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指导，可实现环境权的价值重塑，这也是建构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环境权的首要价值是保障人的生存尊严，维护人的健康安全以及满足人追求优美环境质量的需求。其次，环境权需要兼容发展权，兼顾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此外，环境权还需保障资源环境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以宪法人权和人格尊严条款、民法典人格权和财产权条款为基础，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创设环境健康权、生态产品准物权条款，可对环境权的价值内涵进行较为全面的规范表达，在环境法治层面充分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2025年06期 No.538 138-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4K] [CNKI下载次数：12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5 ] - 杨远舟;
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当前正面临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疏离耕作、土地经营权主体耕作稳定不足等问题，农业经营与耕作保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张力，在强化耕地保护、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加强耕作保障。然而，现有涉农法律规范中的耕地保护、土地经营权流转限制、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等制度保障耕作的效果有限，需要对土地经营权流转进一步施加耕作保障的限制，以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日本以耕作者主义为基础的涉农法律规范重点保护耕作者权益，对农地权利转让许可和集体自主管理权限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我国完善耕作保障机制提供了比较法素材。承包地“三权分置”下我国强化耕作保障的着力点应当在于，立法上明确耕作者的承包地权利主体地位，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许可机制确保承包地流转给实际从事耕作的主体，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权能，推进耕作保障激励体系的法制化，最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管理模式。
2025年06期 No.538 150-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0K] [CNKI下载次数：8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3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