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及其应对之道

    汪仕凯;

    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在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党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影响以及对于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制约,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保持超大规模的同时抑制住超大规模对于先锋队性质的可能侵蚀,并且在实现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超大规模之间平衡的基础上,能够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从而完成历史使命,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从其发展成超大规模先锋队时就面对着大党独有难题,同样也开始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基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则体现了这个制度基础的深刻之处。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道。

    2024年05期 No.525 5-20+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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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 “大道之行”与原初秩序经验:《礼运》“大同”新解

    陈赟;

    对《礼运》“大同”的通行理解是将其视为秩序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或者某种具体的秩序形态。“大同”被视为终极完美的秩序,在古代的历史性体制下,被措置于过去,在现代历史性体制下,则被安放于未来。就思想的深层逻辑而言,两种历史性体制下的“大同”理解,都将《礼运》中与“大同”关联的“大道”误为“至道”,这就导致礼的克服与大同的回归,被误认为《礼运》的归趣,从而与《礼运》的整体思想结构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2024年05期 No.525 2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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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确定性与中国思想的开端:《周易》思想新释

    郑震;

    不确定性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以理智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西方主流话语面对这一问题的挑战却步履维艰。因此,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因应不确定性的不同思路不仅是一种与西方主流现代话语对话的方式,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以时空性的事件为叙事主体,并采用一种方法论意义上关系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周易》,为我们回应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它以其流动于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灵活变通的思路,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在变化不定的宇宙中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而这一思想对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4年05期 No.525 39-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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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

  • 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面临的“根本挑战”——从社会批判的方法论视角看

    周爱民;

    以莱塞尼希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指出,批判理论传统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在当代面临着两大“根本挑战”,即无法关注社会现象的全球相关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维度。在方法论层面,由于批判理论传统一直坚守内在批判,问题就转化为内在批判能否应对这种“根本挑战”。因受限于传统历史哲学的框架,早期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模型确实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施行内在批判不再可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当代批判理论家们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内在批判,来解决内在批判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面临的“内在超越”难题。可以用“规范重构”的规范批判路径与“非规范衡量”的批判路径,区分他们不同的理解方式。然而,这两种理解路径都只能部分回应批判理论在当代面临的根本挑战。由此可见,当代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面临的更深层挑战是,如何更为一致地统合两种具有“内在超越”潜能的批判实践,以更全面地应对来自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挑战。

    2024年05期 No.525 53-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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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为更好的批判:对批判理论内在批判方法的辨认与分析

    牛婷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一系列方法论上的抱负,体现在其研究进路(跨学科)、任务(实现解放)和对象(社会现实)上。这些抱负一方面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另一方面也对它所主张的批判方法提出了挑战。重新审视批判理论对批判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思想来源与动机,可以辨认出一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的特殊的内在批判形式。这种内在批判是批判理论面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性危机做出的回应,它通过将自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完成理性批判的去先验化;并呈现出兼有自主性与合理性的辩证法结构,既能反思自身的运行状况,又能解释自身的批判动力。进而,内在批判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体的理性能力及其潜能的不断实现,以及据此对社会的内在规范性结构的打破与重建,从而为社会批判提供一种现实化力量。

    2024年05期 No.525 62-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5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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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术争鸣与评价

  • 学术主体性视角下的不当借鉴现象分析

    王春磊;

    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中国自主和对外借鉴的关系,知易行难。在时代转折阶段,不妨先“破”后“立”,梳理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哪些不当借鉴现象,从而探索正确的借鉴方式。观察发现,研究中的不当借鉴主要表现为学科语言和理论没有经过内化吸收再转化,缺乏中国化过程,典型如翻译式概念、翻译式话语,以及单纯以工具式思维进行借鉴。以期待可能性、街头官僚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三个代表性理论概念为例,经过语用学分析、发生学考察和效用评估,可以发现不当借鉴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不良影响和潜在风险。学术研究中的不当借鉴是我国社会科学学科学术体系建立的历史副产品,但也不乏推崇学科专业化思维的影响,更直接的原因是治学方式的偏差。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对此有所警醒和纠正。

    2024年05期 No.525 181-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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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封号到本称:洪武三年祠神管理政策变革的饱和性解释

    姚明辉;

    自六朝始,官方对祠庙和神明的管理逐渐通过赐额和封爵来实现,至宋代形成完备的制度,并沿用至元朝。这不仅是成本较低且被官方熟练掌握的管理办法,同时也是民间百姓广泛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的治理方式。但在洪武三年,延续了千百年的赐封制度却遭明廷罢弃。根据对明初神明拥有封号情况的统计可知,正因其长时间运行良好并广受欢迎,神明赐封制度已濒临失效,集中体现为饱和性困境:一方面,官方视野内的神明已普遍拥有封号,封号成为神明的“标配”而不再能有效标识皇帝的恩宠;另一方面,重要神明历代获封,其爵位早已达至“顶配”,新王朝对其封无可封。当赐封成为惯例,封号成为神明司空见惯的另一名称时,也就意味着新王朝难以在旧制中凸显本朝恩典,从而实现皇帝与神明、朝廷礼制与民间信仰的勾连和互惠等预期目标,于是,明廷转而选择通过废除赐封制度而为管理神明开辟新的路径。

    2024年05期 No.525 71-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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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瓯脱”之议与19世纪后期中国边界观念的变迁

    易锐;

    19世纪后期,随着宗藩解体与强敌逼处的新形势出现,“瓯脱”古法持续成为清朝划界筹议中的重要方案。中俄伊犁谈判期间,“瓯脱”之议开始兴起。至中法越南交涉,“瓯脱”谋划出现空前高涨的局面,然终因法方反对而止息。经此重挫,在中英商议滇缅界务时,“瓯脱”呼声已极零星,旋即走向消退。这一时期曲折反复的“瓯脱”谋划背后,反映的并非只是一种传统意识的延续,亦折射了清朝边界观念在近代环境下的调适与转变,并蕴含了国人对西方边界规则的早期反思。“瓯脱”之议的终结,不仅昭示着时人以古法应对晚清边疆变局的失败,也意味着中国边界观念摆脱了传统运行轨道上的最后一道重要束缚,从此加速驶入近代转型之路。

    2024年05期 No.525 85-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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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知与情感:“表现论”美学的二元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李永胜;

    以克罗齐、科林伍德、鲍桑葵等人为代表的表现论者普遍将“情感表现”作为界定艺术的标准,而忽视认知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康德二元论思维的影响下,倾向于在人的心灵结构中去寻找情感及艺术的依据,没有能发现情感和认知的原生关联处,也没有能明了情感的性质及其在表现中的作用与体现。杜威认为艺术要表现的既不是情感,也非认知,乃是整体性的经验及其意义。情感并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而是人在从事某种经验活动时的伴随状态,因此不能单独成为表现的对象,但在表现活动中却有着组织经验材料并使其成为整体的作用。人的认知也在经验活动中发生,虽可单独表达,但却不是艺术焦点之所在。在对整体性经验及其意义的表现中,情感和认知都可以得到呈现。而且,就认知而言,其成熟度及思想性价值不亚于哲学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也可为此提供侧证。这为表现论美学中情感与认知的二元冲突提供了解决之道,也为文学艺术表现认知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形象思维”的思路。

    2024年05期 No.525 96-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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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德莱尔的巴黎书写与现代城市美学的诞生

    杨柳;何光顺;

    现代城市美学有着重视瞬时性和内在性的美学特征,它是现代艺术家在无法把握匿名的大众和现代性工业制造的速朽产品中出于“好奇”和“震惊”的内在性体验的创造。波德莱尔作为现代城市美学的奠基者,发现了作为19世纪现代都市典范的巴黎的畸形、阴翳、忧郁之美,一种短暂、偶然、现时的时间美学维度,以都市大众为主角的崭新英雄气概;确认了现代城市美学的创作主体所具有的闲逛者、“医生”、诗人的三重功能角色合一的艺术家精神;揭示现代都市作为天堂和深渊的对反相成,也是美学和丑学的一体共生,是现代艺术家在现代都市的处身情境中运用通感应和的艺术法则的创造。时间、变化和对于现时的自觉是现代城市美学的价值源泉,它改变了自古代文明以来的悠久的永恒性美学。

    2024年05期 No.525 107-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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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统合主义:大一统国家的一个理论阐释

    任锋;李欢;

    不同于帝国政治体系,大一统国家体现出中心统合主义的秩序机理。作为体系性范畴的中心,在治体论的传统构架上注重政治价值、主体与制度三类要素围绕系统和体系的双重统合。由此确立的体系中心是实现一体化秩序的动力机制,其实质是能够发展出统合性治理模式的核心力量。在此视野下,汉代从奉行黄老之学到尊儒更化的转变标志着体系统合的升级优化。这一类优化对于历史上政权的维续十分重要,其成败关系到国家巩固或衰败。中心统合主义机理不仅有助于把握大一统国家变迁的历史逻辑,也因其导向一体凝合的立国形态,从而与中心离散的帝国类型区分开来。

    2024年05期 No.525 117-127+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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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享经济涨价的逻辑机理研究

    殷红;张琪;

    共享经济领域近期出现了涨价潮现象,这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还是“跑马圈地”后的新一轮“割韭菜”?为揭示共享经济价格上涨的逻辑,建立了包括共享经济平台、供给者和需求者三方主体的行为策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平台不同价格策略下共享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适度”的涨价和“合理”的激励可以促进闲置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符合市场规律;“不适度”的涨价则会侵蚀需求者利益,当然高定价下闲置资源的用户黏性并不可持续。共享对象的交易效用、供给端规模、网络外部性、匹配效率等提升有助于扩大涨价的“适度区间”,平台可通过奖惩力度、匹配能力、提成比例和补贴政策之间的合理机制设计来使其定价更加符合市场逻辑。

    2024年05期 No.525 128-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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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放性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想象力

    王小章;

    与传统那些通常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救助相比,作为政府职能的现代社会工作与既有社会秩序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后者比前者呈现出更强的维护既有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控制”功能。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迹象,包括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建构性社会工作、社会学社会工作、结构性社会工作的倡导与实践等,显示出了从以往那种维持既定秩序的控制型社会工作向推动社会变革的解放性社会工作转变的态势。而要使社会工作充分发挥其解放性功能,则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合作者的服务对象乃至一般公众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2024年05期 No.525 142-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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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规化纠缠:网约车“双证”治理困境的一个分析框架

    邢朝国;

    合规化是新业态治理的重要方向。具体到网约车行业,对网约车驾驶员、车辆实施许可管理是一项主要内容,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网约车司机无证营运,与合规化进行纠缠。通过对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合规化纠缠有着复杂的形成机制:一方面,网约车的民生功能以及部分网约车司机的相对被剥夺感、受害者心理和对执法公信力的怀疑,建构了合规化纠缠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网约车平台企业和汽车租赁公司宽松的司机账号注册审查和罚款补贴制度,以及网约车司机识别和应对运管街头执法“策略”的提升,塑造了合规化纠缠的机会空间。正是“纠缠的正当性建构”和“纠缠的机会空间塑造”共同导致了合规化纠缠。

    2024年05期 No.525 152-162+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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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检察“去责任化”危机的省思

    武艳;张清;

    检察大数据的普遍运用深刻影响着检察履职,从智慧检务到法律监督模型,对落实检察责任提出更高要求,科技赋能的数字检察时代期待实现更高层次的数字正义。相较于传统以自然人裁判为基石的单一检察责任模式,数字时代的检察责任融合了算法不合理或不正当情况所引发的算法责任。在现行数字检察实践中,不仅原有的检察责任体系对“算法黑箱”等问题缺乏问责机制,而且准确认定检察官责任也变得愈加困难,表现为检察“去责任化”的危机。因此,对于检察官责任的消解、推诿及认定难题亟需构建新的责任框架予以回应,这套新的责任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将“替代责任”引入归责原则,实现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有效规制;确立检察官的“优先责任”,督促检察官审核并监督人工智能裁决结果;通过建立算法可解释机制,科学勘定检察责任的免责范围,明晰检察官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责任边界。

    2024年05期 No.525 163-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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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概念谱系和运作机理

    梅扬;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活动的一种直接监督,这符合法律监督的本意。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目的是将检察机关的一体化、专门化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线索既可以来源于“诉讼内”,也可以来源于“诉讼外”;既可以是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也可以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与传统检察监督职能相比,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有其特定的运作机理,在启动上应当遵循补充性原则,协调好与其他国家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审查上应当恪守有限性原则,不介入行政机关的执法过程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效力上应当秉持程序性原则,不具有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置权和最终决断权。

    2024年05期 No.525 171-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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