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 后理论史的写作机理与中国立意

    刘阳;

    作为当代文论的预流,后理论在国内一度引发关注后,由于学理准备上的某种不够充分之处而转入了相对的沉寂。改变对后理论印象模糊现状的有效进路,是努力在基础学理建设的意义上,写作一部后理论史。后理论史围绕后理论的反思性这一基点展开的写作机理,涉及起点、内容与立场。理论对于自身的悖论性抵制等内外因因素,使后理论史在起点上形成论争性的特殊紧张状态。后理论谱系中的新理论形态对理论观念的改进,构成了后理论史在内容上的家族相似性色彩。后理论具体分支呈现出的独异性立场,则提醒我们论至后理论史的中国部分时不应止步于描述初步接受状况,而应深入探讨这一立场在我国语境中遇到的挑战、融合的限度与创造性转化的前景,使后理论史成为既有我国自身价值立场介入,又深化学术预流,从而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史。

    2025年02期 No.534 5-16+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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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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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02期 No.534 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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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性因果关系及其性质

    王天恩;

    当代信息科技的发展,在更深层次上开显了信息。信息及其基本特性的开显,在启示量子现象信息理解的同时,也展现了信息和因果关系在量子物理学中的重要交集,为开启信息性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根据。基于量子物理学,因果关系是因素相互作用过程与其效应之间的关联,信息性因果关系则是具有信息因素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信息维度的展开,展现了因果关系研究的更高层次空间。信息性因果关系具有物能性因果关系所没有的性质,主要是涌现性、遗传性和上下双向性等。基于信息性因果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研究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特别是上向因果性和下向因果性,甚至涉及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的破解以及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机制的因果模型。

    2025年02期 No.534 17-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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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命题在现代诠释学中的生成与衍变

    彭启福;

    “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命题是现代西方诠释学探究的核心话题。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有关亚里士多德理解的讨论中萌生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想法;其后,康德、费希特等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在18—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都把“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确立为诠释学的基本任务,但不同的是,施莱格尔所说的“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乃是读者必须借助“批评”在历史与哲学的结合中“完整地理解作者”,它是恰如其分(如“作者那样一知半解地理解他自己”)地理解作者的前提,而施莱尔马赫则将“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视为文本研究的深化,是在理解作者创作过程中“有意为之”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把握影响作品创作的作者“无意识”的成分。施莱尔马赫对方法论诠释学的建构,是沿着“由文入史、由史入心”的路径展开的。虽然“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被“不同的理解”所替代,但理解中创生性和再生性的复杂交织,仍为在诠释学中重置“更好地理解”问题留下了理论空间。

    2025年02期 No.534 26-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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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杨与时;

    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索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为理论的建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从信仰到批判,并最终实现超越。完成理论的构建后,马克思将普遍性的理论与以俄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开启现代化理论第二个过程的探索,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然而马克思的理论探索最终表现为未完成的状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追问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将理论推向完成。恩格斯得出结论:后发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样板已经出现且自身的有利因素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方可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体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发展,为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2025年02期 No.534 39-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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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的扩张与土地制度的动态演进

    刘成群;

    战国时代秦国的扩张是一个动态进程,至秦朝统一,其国土构成基本可分为本土、新地及介乎两者之间的“边郡”等三种不同类型。从本土、“边郡”到新地,秦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呈现渐趋严格的态势。与之相应,新地施行刚性的官田经营与授田制,其土地国有的性质是明确的。在南郡这样的“边郡”,实行利用荒地授田固定流民的举措,其土地国有的性质也是明确的;而那些授田已久、已被继承过的土地,则体现出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性质。在秦之本土,编户和授田由于行政强化相对较少,势必遵循自然演化,而逐渐发展为土地私有。总之,不考虑由秦的扩张带来的政区差别和制度的演进,而断言土地国有或者私有的结论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2025年02期 No.534 48-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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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中国的儒家传统与革命道德——试析清末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

    王锐;

    章太炎在清末思考革命道德,认为历代基于儒家义理而编撰的史书是激励革命道德与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让革命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中华文明存亡续绝的重任,能够从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中汲取道德力量与责任感。在著名的《革命道德说》一文里,章太炎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与儒家传统关系紧密的品质。革命既要涤荡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又要让那些维系着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道德再次发扬光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思乡原》一文里,章太炎意识到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需要那些谨守道德规范、无夸伪之行的人存在,让社会保持基本常态,日用伦常得以维系。而在这个方面,他非常注意汲取儒家传统当中的相关资源。

    2025年02期 No.534 59-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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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途殊归:巫、术、儒关系再议

    刘轶;

    近年来对“巫”“术”“儒”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三者的关系依然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巫”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主要特征,应从职业身份、精神品质两方面来看待。在“巫”“术”“儒”三者中,“巫”最早出现。随着漫长的历史进程,“巫”的功能职责、社会地位和精神气质发生了变化,演化出“术”和“儒”。究其源流,则“术”由“巫”来、“儒”为“术”之一类。三国之后,“术”逐渐特指“方术”。“术者”较多地延续了“巫”的神秘性,通天地鬼神、祈福祝祷、预测祸福,渐成后世之术数家;“儒者”通过理性化的改造,去神秘而入伦理,延续了“巫”的道德品质、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终成后世之儒家。概言之,“巫”“术”“儒”三者一源而分流、同途而殊归。

    2025年02期 No.534 70-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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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桥经验”的原生基因优势及其新时代实现方式

    宋世明;黄振威;

    “枫桥经验”优质原生基因是依靠群众实现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内在统一。基于该原生基因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要求与基层治理基础偏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突出矛盾。碎片化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软肋,凸显了群众工作能力偏弱这一基层治理能力的短板。如何有效解决当前基层治理的突出矛盾?只有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彻底去基层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才能使得基层更有时间、精力、资源践行群众路线并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才能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步实现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内在统一。

    2025年02期 No.534 8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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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人民建议征集的民生逻辑

    李瑞昌;张百缘;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法论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认知有政权逻辑和民主逻辑,它们主要回答了“为何”和“如何”向人民征集建议等问题,而人民建议征集的民生逻辑则力图回答“征集何种人民建议意见?”这一问题。通过构建“内容—过程—目的”的人民建议征集分析框架,分析人民所“盼”民生之事的发现和转化机制。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三类民生需求:底线民生需求、基本民生需求和品质民生需求,现有的代表制度和信访制度是底线民生需求和基本民生需求发现的制度保障,而人民建议征集是品质民生需求发现的重要途径之一。人民建议征集的民生逻辑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主动通过“由民建议—同民商议—为民用议”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征集人民建议,甄选品质民生需求,进而因地制宜地提供差异性的公共服务,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025年02期 No.534 94-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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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注意力配置对本地合作创新特征的影响——基于创新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视角的分析

    董红燕;孙久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优化制度环境对提升地区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合作专利构造中国地级地区的合作创新网络,可以分析政府注意力对地方化合作创新网络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注意力促进了合作创新和参与主体的数量,但对合作创新网络中心度和集聚系数无明显影响。其原因与创新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有关。一方面,政府注意力提升会激励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合作创新,进而扩大合作创新的规模,降低创新网络的中心度。另一方面,政府注意力配置往往伴随着政府干预手段,由此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抑制多数主体的合作创新意向,使创新资源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从而提升创新网络的中心度。由此,政府注意力对创新网络结构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导致对其影响不明确。该研究结论为理解微观主体的创新行为、优化政府创新资源配置提供决策参考。政府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应被合理利用,在激励企业创新的同时又要防止扰乱市场秩序。

    2025年02期 No.534 107-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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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言而有信”到“数而有信”:信任机制的数字化转型——来自企业融资约束的证据

    任嘉;张明倩;

    信任是影响金融决策的关键要素。但信任并非一成不变,其建立的基础和影响机制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对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市场信任关系的数字化转型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呈现减弱趋势,伴随数字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被嵌入更透明、更规范的金融体系之中,“非人际”的数字技术替代关系,成为市场信任的基础。基于数字技术的信任关系替代传统人际信任为企业融资提供支持,并提升企业融资效率。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2025年02期 No.534 120-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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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社会的新型资本及其分配特征

    赵一璋;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了数字时代。与前数字社会相比,数字社会出现了三种新的资本类型:数据资本、数字技能资本、注意力资本,这些新型资本的分配对数字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具有重要影响。三种新型资本的获得路径各不相同,在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刚性程度和结晶化程度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征,由此催生了数字时代的新型优势与弱势群体。构建普惠包容的数字社会需要推动数据资本所创造财富的再分配、提供多渠道的数字技能培训、构建涵盖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推动数字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2025年02期 No.534 135-1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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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策赋能型企业:项目化时代的乡村产业运作——基于S区共同富裕实践的探讨

    李晨行;史普原;

    在乡村产业的发展实践中,项目制运作模式至为关键,大量产业项目随着国家战略的推行输入乡村,承接产业项目的基层企业被赋能并成长为兼具市场性与社会性的经营主体。“政策赋能型企业”在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多重国家战略背景下孕育并壮大,其产生及维系的逻辑可以从政企间目标关联、资源互倚、能力互补三重组织机制的框架下去理解:首先,基层政府面临着多任务考核、多目标激励,与企业面临基层复杂市场、政治社会环境时生存和发展诉求之间的关联性强,二者均在一个更大的制度环境中生存,目标关联在项目化时代衍生出了新特征;其次,基层政府拥有的土地、财政和金融分配权等资源与企业具备的拆借、就业、保障资源之间存在着资源互倚;再次,基层政府的规划引导、信息汇通、多主体桥接等能力,与企业的创新精神、要素组合、具体经营之间形成能力互补。作为鲜活生动的案例,“政策赋能型企业”在浙江省S区的共同富裕项目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进行的组织社会学考察也丰富了我们对乡村产业项目运作的理解。

    2025年02期 No.534 146-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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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撑还是阻碍:城市社区空间再生产中的家庭文化——以M市X社区空间争夺事件为例

    穆晨;

    社区空间是城市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家庭应对冲突的文化模式往往作为秩序调节的重要力量,持续作用于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的再生产。通过对M市X社区篮球场空间代际争夺事件的追踪调查发现,中国家庭文化在城市社区空间再生产中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作用:一方面,在家庭文化的调和下,老人追求的“先到先得”合理性与青少年坚持的空间“规划属性”合理性之间的公共道德张力得到舒缓,社区空间争夺的强势一方不具有独大的合理性,这使得弱者总有重新获得空间的可能,空间对峙有了更多弹性;另一方面,在追求社区关系和谐的同时,家庭文化可能维护既有秩序,阻碍新的社区文化秩序生成。与大众传媒和外部社会系统相比,家庭文化对城市社区空间再生产的作用往往具有后发性、调节性的特征。

    2025年02期 No.534 158-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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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外国法查明困境的突破

    徐伟功;杨怡忱;

    外国法查明是国际私法的基础。无论是当事人选择适用域外法,还是法官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域外法,都涉及国际私法外国法查明制度。我国外国法查明从当事人查明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人民法院依职权查明为主的模式。法官查明外国法主要是依靠其自身的能力和时间两方面因素,因而存在心理和经济两方面的障碍。我国无法查明外国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会给予法官逃避查明外国法的机会,从而导致法官适用法院地法的趋势。我国可以通过建设综合性的外国法查明平台,解决外国法查明的困境。

    2025年02期 No.534 171-1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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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党纪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朱林方;

    在违规与惩罚之间,责任是重要的逻辑环节。近年来,党纪责任概念逐步从“违纪”与“处分”之间析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规范要素,党纪责任的认定与归结也成为党纪处分工作的关键环节。党纪处分实践发展出了“客观违规性+主观有责性”的“两阶层体系”违纪构成理论,为以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认定与归结党纪责任奠定了基础。经过多次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初步形成了以责任能力为基础、以主观过错为内容、以不可抗力为阻却事由、以责任相当为比例要求的党纪责任认定归结要件。应继续探索党纪责任认定归结机制,可将推定主义作为主观过错认定方式,推动作为责任追究先在条件的注意义务的具体化,体系运用责任相当原则定责量纪,谨慎拓展阻却党纪责任的“等外”事由,合理诠释免责条款的规范内涵,以科学的归责机制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2025年02期 No.534 182-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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