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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期 No.540 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0K] [CNKI下载次数:7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曾海龙;
孔子的义利之辨及君子与小人之别,可以从德性与位分两个维度来理解。后世儒家对义利之辨的阐释,大都强调德性维度的君子与小人之分,进而主张义先利后、以公抑私。但就位分维度而言,义利之辨中的“小人”指称庶民,“利”也并无价值意味。儒家“亲亲相隐”的主张又表明,相较于作为君子之道的政治伦理,作为庶民之德的家庭伦理更具本原性,二者发生冲突时,当事者应首先成全庶民之德。结合义利之辨与“亲亲相隐”来看,“小人”之利是造就庶民之德的必要条件,庶民之德则是君子之道的本原。实践君子之道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庶民之利进而成就普遍的庶民之德。
2025年08期 No.540 54-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9K] [CNKI下载次数:4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鲁西奇;
隋唐王朝通过军事、政治手段,控制北起辽东、南至日南的辽阔海疆。隋及唐前期,在蓬莱、都里、乌湖等处置立镇戍,设立东牟、东莱守捉,稳定地控制渤海及黄海北部海域;置立扬子、延陵等镇,通过扬州、越州、福州三都督府(或总管府),差遣捕海贼使,控制东海海疆;置立南海、牛鼻、勤连等镇,通过广州、高州、崖州、交州、驩州五都督府,控制并拓展南海海疆。同时,隋唐政权通过增置滨海州县,编排海岛乡里,强化对海疆的治理。唐中后期,相继在沿海增置清海、平海、宁海、静海等军使,淮南、浙东西、福建、岭南等节镇亦渐次建设水军,加强近岸海域的巡逻,肃清海贼,维护海上航行安全;缘海增设镇戍,强化对海岸地带的控制;差遣军将勾当蕃客,管理入附“化外人”;设立盐监、场官,管理盐业资源与生产、运销。随着东亚各国交往渐趋频繁,东亚海域渐次形成了唐海、新罗海、日本海的分划,唐王朝领有并行使统治权的海疆范围进一步明确。
2025年08期 No.540 64-93+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9K] [CNKI下载次数:4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王曦;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以及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生产模式,合力推进原有生产力要素与其组合方式的创造性突破。数字技术高歌猛进,文化与科技比肩赋能产业升级,驱动由文化展示价值和符号价值所主导的后工业经济转型。作为新兴数字经济的有机部分,新文化生产呈现出产品的平台化、生产空间的表演性与数字身份的美学独异性等基本特征。这是一种依赖数据复制与自运算的“超工业化”生产模式,算法、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架构起无比宏大的文化机器,将每位数字时代的用户网罗其中。平台作为数据提取装置与数字交互的发生场域,塑造出用户自主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产业化创新机制。在合宜的国家政策引导下,新文化生产有望调动用户协同创造的积极生产价值,打破算法规约的信息茧房,规避由平台垄断诱发的数字社会价值异化。这对回应数字时代主体经历的文化身份危机、审美感性匮乏继而重建感性共同体至关重要。
2025年08期 No.540 94-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8K] [CNKI下载次数: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李迎生;
从初期的“补缺型”到后来的“制度型”再到“福利国家”,西方“再分配范式”社会政策达到顶点,而后开始了“福利国家”的转型,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清晰。我国社会政策从开始的“生产型”到后来的“发展型”再到如今的“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其演进历程与范式转换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社会政策范式创新,人民性、共享性、多层次、可持续、多元性、协调性等是其基本价值追求,“可持续共享”是其核心机制。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有其必然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现实逻辑,分析探讨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逻辑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前提和根据。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首先,要确定其建设的目标,即建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国家;其次,要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构建多维度、多层次、整合性、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再次,要以新时代新征程为背景制定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战略规划与行动方案,并有步骤、分阶段加以落实;最后,要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历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国际比较等,监测社会政策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
2025年08期 No.540 130-1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9K] [CNKI下载次数:37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卿石松;
在人口规模庞大但持续缩减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结构性风险与深层次挑战。人口负增长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深化、知识积累及人力资本形成等多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尽管短期内人口减少可能因资本深化而提升人均产出,但从长期来看,知识积累速度的放缓与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遭遇结构性制约并面临停滞风险。随着出生人口与学龄人口的持续下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缓解人口负增长负面影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推动教育、科技与人才(人口质量)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与正向协同反馈,构成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支撑。未来研究亟须进一步关注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下降、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并深入探讨新兴技术在应对人口负增长冲击中的作用边界与实现路径。
2025年08期 No.540 147-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34K] [CNKI下载次数:2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张杰;
司法质效评价是新时代推动司法管理科学化、实现高质效办案的关键环节,其脱胎于传统的以数据指标为载体的司法绩效评价和公信力评价,实现了评价范式从量化到质效的根本转变。司法质效评价以系统评价为评价方法,通过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个案质量评查与重要指标趋向评价、专业评价与社会评价、案件办理质量评价与司法公共表达评价等评价维度的结合,实现对司法质效全面、综合、立体的评价。在当前的司法管理中,司法质效系统评价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应当着力构建司法质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办案质量为中心提升司法质效,协调好司法管理与司法业务之间的关系,促进司法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25年08期 No.540 161-1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9K] [CNKI下载次数:11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武飞;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反常识”现象冲击了司法的稳定预期,凸显了探索常识精准运用的迫切性。常识内容可区分为浅层的经验知识、中层的判断规则与深层的价值理念三个层次,其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明性与可辩驳性。在司法裁判中,常识主要作为免证事实、证据评价依据、事实推论大前提以及案件事实校正依据等发挥作用。常识的运用应以司法审查为前提,其内容需满足司法的规范性要求,实现与个案特殊性的适配,并承担必要的论证义务等,这些条件也构成了对常识运用的限制。当常识的内容与边界不断重塑,常识的运用须坚持事实认定辅助性的定位,服务于法律秩序的整体目标。同时,常识的运用应包含必要的实践反思。司法要避免陷入贫瘠困境,就必须始终以常识理性作为正当性基础。
2025年08期 No.540 172-183+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4K] [CNKI下载次数:11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下载本期数据